在北京，養鳥的人很多，多數都是上點年紀的。早晨總有人拎著鳥籠子，到街邊遛跶，這叫遛鳥。遛到公園，通常是把鳥籠子掛在樹上，鳥曬曬太陽，人也曬曬太陽，活動筋骨。普通人沒錢，養的多是土百靈，都一個摸樣，比麻雀大點，灰不拉唧，也不怎么叫。形式上講是一個關在籠子里的生命，也是鳥籠子外主人的一個玩物，一個寄托。

　　玩得稍高級一點的人，養個畫眉、鸚鵡、八哥、鷯哥什么的，也得每天遛，更難伺候。北京有很多花鳥市場，賣的品種繁雜，好鳥價格高，待遇也不一樣，配套的鳥籠、鳥食碗五花八門，有的一個鳥籠或鳥食碗就得上萬元，工薪階層難以奢望。

　　曾經流傳過這樣的故事，一個玩收藏的先生，去鳥市閑逛，發現一個鳥籠子里的鳥很普通，可鳥食碗不一般。他假裝觀鳥，卻仔細辨認籠中物，判斷是清代乾隆年間宮廷用鳥食碗。開始詢價，那兩只普通鳥被賣鳥老板叫出了天價，幾經侃價，他反復琢磨，鳥不值錢，但鳥籠子、鳥食碗也值這個價了，于是就下決心買了。成交的時候，賣鳥老板反復說，一旦付錢不得反悔，先生當眾承諾同意，賣鳥老板收完錢，卻把那兩只普通鳥裝在一個普通鳥籠子里給了他，他懵了，要原裝的鳥籠子和鳥食碗，老板說，就靠這個鳥籠子和鳥食碗來做生意，都賣了幾十對鳥了。

　　我不懂鳥，對養鳥沒有愛好。在北京這么多年，只去過一次鳥市，就那一次還被賣鳥人忽悠著買過兩只畫眉。拿回家開始還逗逗，喂喂食，觀察觀察習性，發現兩只鳥性格不同，公的嘰嘰喳喳，飛來飛去，性情暴躁，伸出手它會叨手指，最惡劣的是它總愛拔母鳥的毛。母的溫順，不叫也不動，沒多久，暴躁的公鳥死了，留下沒有多少毛的母鳥，準備把這只孤鳥放掉，但覺得，這鳥從出生就被關在籠子里，已經不能回歸自然，放了也無法生存，就一直養著。從來也沒有遛過這鳥，一周才喂一次，就這樣，這只鳥在我家養了幾年。有一次出差回來后，發現鳥籠子不見了，我問兒子，他沒有回答，估計是送愛養鳥的人了，因為他早有這個意圖。

　　有一年夏天，在北京西二環官園橋附近的小公園里找人，看到幾個年輕人在玩鳥。他們是玩家，玩鳥人右手握著一只鳥，長長的尾巴，羽毛很漂亮，一旁有觀眾說，這鳥叫壽帶，北京很罕見。那玩家一轉身把鳥拋向空中，接著左手拿一根橡皮管對著嘴猛吹，管里發射出像玻璃彈一樣大的彩色球，那鳥則在空中俯沖下來，一口叼到彩色球，盤旋幾圈后就飛回來，將彩色球吐到主人手掌里。每次主人都安慰一下，象征性地撫摸鳥的背部，再給喂幾粒麥子，不停地重復著這個過程。我想這壽帶目光短淺，只想著眼前的那幾粒麥子，卻不知道遠方成片的麥田。

　　更高級一些的玩家，通常非官即富，總喜歡附庸風雅，家里養會說話的鸚鵡、鷯哥，閑暇時候逗逗，學說一些人話。在蘭州有個大戶人家，住著一個四合院，主人買來一只鸚鵡，天天教說話，那鳥就是不開口，認為是只不會說話的鳥，便不再認真培養。平日里，只要有人敲門，主人便要用蘭州話問：“誰一個？（哪一位的意思）”天天如此。一天主人外出，家中無人，有人敲門，那鸚鵡學著開口了：“誰一個？”門外來人用蘭州話回答道：“郵遞員!”鸚鵡只會這一句，就不停地問，那郵遞員腦子比較軸，不停地回答，直到累得口吐白沫，昏死過去。主人回來了，看到門口有個人倒在地上，問了一句：“誰一個？”鸚鵡馬上答道：“郵遞員!”

　　有一個腐敗官員家里養的鸚鵡，見到來客人就說：“茅臺酒、茅臺酒，中華煙，中華煙。”來辦事的人自然心領神會了，這都是小官吏。更大的腐敗官員家里養的鸚鵡會說：“發紅包、發紅包，要Dollar、要Dollar。”

　　我們報社的小林，是一位文字記者。有一年去新疆油田，在準噶爾腹地采訪一個采油作業區。戈壁灘上環境艱苦，見不到多少綠色，作業區營地建了一個內部小花園。小林一到就發現，那花園門廊下有一只八哥站在鳥架上，聽說是員工為解悶養的。大家圍在一起給記者介紹這只鳥，說它聰明，會說話。本想展示一下，可那鳥不知是人多還是見到陌生人的緣故，任你怎么對它說“你好，你好”逗引，它怎么也不開金口。大家分頭去干活了，好奇的小林還在那里堅持逗鳥。三分鐘過去，覺得看著也沒希望了，臨離開前，鳥兒在背后開口了：“發獎金！發獎金！”吐音非常清晰。鳥，突然開口了｜正午他笑了，真是說出了一線石油工人的心聲啊。

　　小古是我剛來北京工作時結識的一個朋友，他是給領導開專車的司機。那會我們同住六鋪炕中油賓館的員工宿舍，晚上經常在一起擼串、喝啤酒。也遇到過他對著賓館的服務員學鳥叫，每次都會把一個姓馬的服務員逗得前仰后合地笑。

　　他是個老北京，當過兵，文化不高但口才好，家住長安街南的金魚池小區。這個地盤就是解放初老舍寫的《龍須溝》原形地，當年龍須溝是京城臭水溝的代名詞。解放后政府改造，將這里建成小區，取名金魚池，成為那個時期政府改善百姓居住環境的典范工程。如今的金魚池小區鳥語花香，環境優美，老人孩子居住在這樣的院落里，很有幸福感。

　　去過小古家一次，他家住大院的東頭，要穿過花園。我看見樓下一群老頭在逗鳥，那些鳥各式各樣，其中有會說話的鸚鵡，難怪小古會學鳥叫。

　　有一年冬天，大院里一個老太太去世，小古受委托，要請我去翻拍一張老人的遺像。到達樓下，一群老頭一邊在逗鳥一邊在聊死人了的事，有個老頭知道我是來翻拍照片的攝影師后，給我遞了支煙，客氣地非要給我點上。正點煙時，鸚鵡突然說話了：“死人啦！死人啦！”煙沒有點著，老頭就扭頭去罵那只鸚鵡，說：“不許胡說！”那鳥在籠子里往后挪動一步，側著腦袋，眼睛盯著老頭看，不再吭聲。老頭繼續給我點煙，剛點著，鸚鵡又說話了：“死人啦！死人啦！”老頭這次很生氣：“不許胡說！你丫再胡說，就把你丫關黑屋子里去！”鸚鵡往后挪動了一步，這次害怕了。其他老頭都笑了，這只鸚鵡是給我點煙老頭養的，他感覺沒有面子，給我解釋說，這只鳥是個臟口，還在調教中。這時又傳出那鳥的聲音，還是正宗的京腔：“操噢你媽！操噢你媽！”老頭怒了，提起鳥籠子就沖到地下室去了。

　　后來，我與小古都分別到了不同的單位工作，也不再常見面。一晃都十年過去了，去年的一天，他約我喝啤酒，我提起他們金魚池小區老頭養鳥的往事。他有點黯然地告訴我，他早就不再住那里了，離婚了，房子給了他老婆。我驚訝地問他，是有外遇了，難道是當年用鳥叫聲逗的那個服務員？他哼唧一會回答，是，姓馬，結婚兩年了，生了個男孩已經3歲了。我恭維他老來得子，他說，這幾年的苦處只有自己知道。

　　什么畫眉、八哥、鸚鵡這些都是鳥類里的貴族，最普通的麻雀沒有這些待遇，但要看遇到什么樣的人。

　　攝影記者海里魚給我講述過他與一只麻雀的故事。那是1992年，他在新疆塔里木油田當駐站記者，經常是坐著沙漠車穿著信號服，深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腹地采訪。

　　那年7月份，他去塔中4井采訪。這口井是在“死亡之海”的腹地，又遇到沙漠里最熱的季節，下午兩點的時候，地表溫度幾乎達到攝氏80度，穿著沙漠靴，蹲在沙漠里拉屎都要不停地挪地方，要不燙腳。

　　那個井隊剛剛搬遷到位，還沒有開鉆。那時候在沙漠里和外面的通訊手段主要是通過電臺聯系。每個井隊里都有電臺室，發電報的都是小姑娘，這個隊發報員長得蠻漂亮，是讓人過目不忘的那種。

　　采訪快結束前一天的下午，他在板房里寫稿，突然聽見有人敲門，進來的就是那個發報員小姑娘，很驚訝。問她有什么事，她說：“你們是記者嗎？聽說你們明天要出去。”她說的出去，就是指出沙漠。

　　海里魚回答道：“是啊！”

　　小姑娘有些靦腆地說：“有個事想麻煩你們一下可以嗎？”

　　他痛快地回答沒問題。小姑娘接著說：“我養了一只麻雀，你們出去的時候，能不能幫我把它帶出去給放了！這里面太熱了，你們不把它帶出去，它肯定會死的……”

　　原來，這個井隊開始是在沙漠邊緣打井，后來逐步搬遷到了沙漠中心，井隊每天都有很多剩飯剩菜，周圍的麻雀都來井隊覓食。隨著井隊一步一步向沙漠腹地深入，麻雀就跟著一步一步進來了，由于距離太遠，環境太惡劣，麻雀想出去就太難了，結果是麻雀已經離不開井隊了，與井隊相依為命。

　　每天干完活，無聊的時候，小姑娘就在營房外和麻雀玩，時間長了，麻雀和小姑娘成為好朋友。

　　一伸手，麻雀就會落在她的手上，她給麻雀喂水喂食。

　　隨著季節的變化，和進入沙漠的深入，原來的幾只都不見了，就剩下最后一只麻雀了，聽說記者要出沙漠，小姑娘就鼓起勇氣說了那番話。

　　因為，她認為記者還值得相信，其他人不敢相信，怕半路還沒出沙漠就把麻雀放了。海里魚是個性情中人，聽了很感動，向她保證一定把麻雀帶出沙漠。第二天，小姑娘把麻雀裝在一個自己疊的牛皮紙盒子里，放了一些米和一個瓶子蓋，囑咐半路一定要給它喂水。就這樣，依依不舍地和她的麻雀告別了，看著麻雀隨著沙漠車和車后的沙塵消失了。

　　出了沙漠，海里魚兌現了承諾，找了一個有水有樹的地方，把麻雀給放了。麻雀離開牛皮紙盒子前還左右看了看，就展開翅膀飛向了天空。